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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才發發表《鄉村振興法治化的基本內涵及路徑選擇》論文(中篇)

   來源:法制晨報   日期:2021-08-23 07:24:20點擊:
導讀: 北京8月23日電《鄉村振興促進法》的頒布實施,使得改革開放后的中國鄉村再次迎來大發展的新契機。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實施鄉村振興戰略、實現鄉村振興法治化,是對過去鄉村發展布局和鄉村發展思路的
      北京8月23日電 《鄉村振興促進法》的頒布實施,使得改革開放后的中國鄉村再次迎來大發展的新契機。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實施鄉村振興戰略、實現鄉村振興法治化,是對過去鄉村發展布局和鄉村發展思路的反思與超越,是在對鄉村歷史的和現實的問題進行系統梳理與深刻剖析之后得出的科學認知。鄉村振興的過程實質上是一種歷史性復振,民族要復興,鄉村必振興。村民主體地位是鄉村振興的立足點,村民自治是維系鄉村秩序的穩定器,大國工匠型人才是鄉村振興的支柱,治理有效是鄉村振興的根本保障。鄉村治理和鄉村振興面臨的新問題主要有三個:一是村民委員會的職能與基層政府的職能發生混淆,二是鄉政村治的治理結構呈現行政性超強的發展態勢,三是影響鄉村振興效果的制度安排和體制機制。需要構建新型黨組織、鄉政府與村委會關系體系,構建三治融合的鄉村治理體系,構建理性的鄉村協商治理體系。推進鄉村振興戰略有效實施的路徑為:健全村民自治的農民主體地位,創新新鄉賢群體鄉村治理體系,筑牢社會保障民生安全網體系,清單制度助推鄉村治理法治化,鑄造新型文明鄉風輔助鄉村振興。由貴州民族大學主管主辦的"中國人文社會科學綜合評價AMI"擴展期刊、全國高校優秀社科期刊、中國人文社會科學核心期刊、中國民族類核心期刊《貴州民族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1年第1期發表宋才發教授《鄉村振興法治化的基本內涵及路徑選擇》論文!顿F州民族大學學報》主編王林、執行主編楊正萬,副主編陳剛,本文由副主編陳剛任責任編輯。

宋才發教授系中央民族大學法學院首任院長、二級教授,湖北省有突出貢獻專家、國務院政府特殊津貼專家、國家民委首屆有突出貢獻專家,廣西民族大學特聘"相思湖講席教授",貴州民族大學特聘教授、民族法學學科團隊領銜人,博士生導師。

鄉村振興法治化的基本內涵及路徑選擇(中篇)

宋才發

二、鄉村振興面臨的問題及鄉村治理體系構建

(一)鄉村治理面臨的新問題、新挑戰

       第一,村民委員會的職能與基層政府的職能發生混淆。"自治"是農村基層社會治理的基本目標,這個目標的實現仰賴于鄉鎮政府、社會組織和農民群眾的協同治理。2018年修正的《村民委員會組織法》第二條規定:"村民委員會是村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務的基層群眾性自治組織,實行民主選舉、民主決策、民主管理、民主監督。""村民委員會向村民會議、村民代表會議負責并報告工作。"即是說,村民委員會是我國最基層的"群眾性自治組織",不是任何形式和意義上的"基層政府"或"基層政權"。體制是決定政府公共服務質量、農村優先安排戰略落地的前提條件,當下農村基層治理最突出的問題在于體制不順,行政功能系統發生紊亂。一方面,鄉鎮政府多急功近利謀求"政績",真正為農民服務的觀念意識不強,服務功能較弱;另一方面,村委會逐漸演變成為鄉鎮政府的派出機構,村民自治意識、自治功能淡化,不能夠很好地為農民提供服務。筆者在廣西柳州市三江侗族自治縣進行鄉村"三治"調研時發現,由于三江侗族自治縣存在著基層黨組織、基層政府、村兩委、農民與社會組織等治理主體行為邊界不清晰的問題,致使治理主體之間權責不明、責任不清,經常發生相互扯皮的現象。鄉政府實際上包攬了過多的鄉村發展和村治事務,致使村集體的民主管理能力下降、農民主體地位被忽視。許多公共項目多是由基層黨委和鄉政府領導說了算,村委會和農民群眾很難參與到項目之中,致使農民的權利意識淡化、義務意識收縮!洞迕裎瘑T會組織法》規定的"行政村"是國家最基層的組織單位,代表行政村全體村民利益、對外行使權力的村委會,其性質如同城鎮的居民委員會一樣,是一個地地道道的群眾性自治組織。鄉鎮政府不應當、也沒有任何法律依據,要求村委會額外承擔太多基層政府的行政職能,村委會不應當、也沒有任何理由"變成基層政府的'一條腿'。"鄉鎮政府對村民委員會過度地行政干預和嚴厲控制,造成村民委員會這個"村民當家人"角色的缺失和自治組織角色的偏離。村民委員會也不適當地與鄉鎮政府的職能發生混淆,從根本上違背了"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務"的基本職能,異化成為一個行政化、機關化的機構,導致村委會干部對基層政府過多的依賴。自《村民委員會組織法》正式實施后,國家法律和權力機關從來就沒有認可村級治理行政化。"村級治理行政化"是鄉村治理和鄉村振興的絆腳石,從來就不是什么"國家預設"的治理策略。"村級治理行政化不符合《憲法》和《村民委員會組織法》對村民自治內涵的規定,背離了'自治'的初衷,村級治理不能行政化。"為了解決當下村委會普遍自主性不強、治理能力不足、行政負擔過重的問題,鄉鎮政府需要依法厘清自己應有的職責,果斷地減輕村委會不應有的行政負擔,增強和激發鄉村治理和鄉村振興領導的內生動力。在推進鄉村治理和鄉村振興的過程中,需要依法明晰鄉鎮黨委、人大、政府與村民自治組織村民委員會之間,不是"命令與服從"的關系,更不是"統治與被統治"的關系,只能是"指導與被指導"的關系,依法厘清村委會與鄉鎮政府之間的責權利關系。

       第二,"鄉政村治"治理結構呈現行政性超強的發展態勢。在"鄉政村治"治理結構前提下,村級治理存在著較為嚴重的封閉性、排他性和行政性,有些村級治理出現了"泛政治化""泛公權化"現象。譬如,村委會內部發生的一些矛盾糾紛,當事人往往力求通過行政訴訟途徑尋求公法救濟。但是村委會既不是國家行政機關,也不行使行政權力,不通過協商調解途徑紓解自治性質的村委會內部矛盾糾紛,而要通過行政訴訟途徑解決矛盾糾缺乏法律依據。在片面追求政績目標和動機的驅使下,鄉鎮政府對上級下達的鄉村建設創新項目,一般多采取"'一年有勢頭、兩年有看頭、三年有突破'的大躍進式創新,要求創新項目馬上見效。為做出政績,地方政府常常熱衷于追求資源密集型的項目,這給基層政府、村莊或社區帶來沉重的債務負擔,導致'干部在干群眾在看'的奇怪現象。"與此同時,那些以有限資源實現有限目標的項目,特別受到地方政府青睞和歡迎,久而久之就習慣性地成為鄉村治理能力創新的主要形式。這種受政績驅使的錯誤做法很有市場,譬如,后任領導以前任領導為"楷模",后一批領導以前一批領導的做法為"標桿",使得鄉村治理能力創新呈現短期化和碎片化狀態。這種"以犧牲社會內生能力為代價的持續行政干預,導致基層治理體制固化。諸如村民自治制度等此前有效的制度,并未隨著鄉村要素稟賦結構的升級而升級,進而導致它在鄉村治理中愈來愈難以奏效。體制的固化帶來社會活力的下降,社會越來越沉悶,社會驅動的創新越來愈少,內生發展的步伐越來越沉重。"最終使鄉村社會內生能力持續弱化,"使得'政績驅動行政創新—基層創新制度的扭曲—社會能力的弱化—繼續行政創新'的惡性循環得以生成和再生產。"鄉村治理現代化的目標,需要在總結經驗和把握規律的基礎上,定位于農民的主體地位不動搖、農村的和諧和農業的穩固發展。必須"重新思考鄉村與城市的關系、農民與土地及村莊的關系以及代際變化等對鄉村發展的影響,農業內涵、功能與基礎性地位的重新界定,農業優先發展與鄉村現代化路徑,村莊作為一種制度裝置的功能和演化。與落實鄉村振興中的工程化和項目化相比,制度供給滯后成為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最大制約。當代鄉村問題的存在與趨于加重,本身就是扭曲的城鄉關系和城鄉制度不平等的結果。"為此,習近平強調"要圍繞農民群眾最關心最直接最現實的利益問題,加快補齊農村發展和民生短板,讓億萬農民有更多實實在在的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同時要形成可持續發展的長效機制,堅持盡力而為、量力而行,不能提脫離實際的目標,更不能搞形式主義和'形象工程'。""要遵循鄉村建設規律,堅持科學規劃、注重質量、從容建設,一件事情接著一件事情辦,一年接著一年干,切忌貪大求快、刮風搞運動,防止走彎路、翻燒餅。"

       第三,影響鄉村振興效果的制度安排和體制機制。由于運用于鄉村治理和鄉村振興的規制性工具缺乏現實針對性,導致城鄉統籌協調發展規劃可操作性較差,致使有些村委會干部權力無限膨脹擴大,有的村黨支部成員和村委會干部甚至蛻變成為黑惡勢力,變成了公然踐踏鄉村治理秩序的"村霸";致使村民有事不是主動"找法律""找政府",而是設法盡快"找關系"擺平,抑或不惜代價、不計成本無休止地"上訪""鬧訪","造成鄉村治理成本成倍上揚,社會調控失去權威化的標準,既增加了基層政府的壓力,也弱化了村級組織的治理權威。"出現上述問題的根本原因,并不是由于地方立法機關和政府不作為所致,而是因為"我國至今還沒有建立起鄉村治理工具選擇與評價的制度體系,有關鄉村治理工具選擇與評價的責任監督機制更沒有形成。"在村民自治制度的間接安排上,具體政策實施和具體制度安排,無論鄉村治理還是鄉村振興,都面臨著嚴峻的挑戰;存在著城鄉二元結構造成的農民平等性權利缺失、公正性目標約束;即使是國家關于鄉村振興和農業發展的戰略,在實際實施和具體執行中,也缺乏對農民現實訴求的關注。鄉村民眾與行政村、基層政府之間,平時看起來"相安無事",這些問題歸納起來為五個方面的難題:"一是鄉村的從屬地位;二是農民的城市權利被忽視;三是鄉村發展權喪失;四是現行農地制度與農業發展方式不適應;五是宅基地制度改革滯后阻礙村莊轉型。"

(二)構建新型黨組織、鄉政府與村委會關系體系

       基層黨組織、鄉政府與村民委員會的關系必須依法厘清。長期以來在農村工作中,基層黨組織、鄉政府與村民委員會的關系一直沒有厘清和理順。這次《鄉村振興促進法》第四十二條就明確規定了農村黨組織、鄉政府與村民委員會之間的關系:"中國共產黨農村基層組織,按照中國共產黨章程和有關規定發揮全面領導作用。村民委員會、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等應當在鄉鎮黨委和村黨組織的領導下,實行村民自治,發展集體所有制經濟,維護農民合法權益,并應當接受村民監督。"第四十五條還規定:"鄉鎮人民政府應當指導和支持農村基層群眾性自治組織規范化、制度化建設,健全村民委員會民主決策機制和村務公開制度,增強村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務、自我監督能力。""八二憲法"早就規定,鄉、民族鄉和鎮的人民政府,管理本行政區域內的行政工作。農村按照居民居住地區設立村民委員會,村民委員會是農村基層群眾性的自治組織。依據"八二憲法"的這個規定,一個"鄉政村治"的權力運作模式在中國大地誕生。作為中國最基層、最末端政權的鄉(鎮)政府,是廣袤鄉村所有權力網絡系統的掌控者。譬如,它依法直接組織和領導村民委員會干部選舉工作,協調完善鄉村農民群眾自治體系,指導和監督村民委員會權力依法運行。鄉政府作為新時代鄉村治理和鄉村振興的參與者、組織者和引領者,義不容辭的承擔著整合和配置鄉村資源、推進鄉村穩健發展的重要責任。尤其是通過行使政府公共資源配置的方式和途徑,向轄區范圍內的民眾分配權利,把鄉村整合成為一個統一的有機整體。中共中央《關于推進農村改革發展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發布后,農村為了配合全國不斷提速的"城鎮化建設",曾經大規模地開展鄉村"合村并居",按照黨和政府的要求建設農村"新型社區"。近年來中央政府反哺鄉村力度逐年加大,地方政府財政支農、惠農投入力度增強,一時間"資本下鄉"和"項目進村"成為國家促進農業轉型的主要路徑。為了加快農村發展速度并配合"城鎮化建設"需要,村民委員會干部在爭取上級資金項目時各顯神通。在這個鄉村治理曲折發展階段,鄉鎮政府在協調派生資源的同時也派生了自身的權力。它突出體現在政府不適當的資源分配以及"項目捆綁"上,政府不適當地獨掌了所有項目運作和資金使用的話語權。尤其是受當時"亮點工程"效應的影響和刺激,鄉鎮政府不擇手段地集中各類來源資金打造"樣板村","政績工程""面子工程"和"豆腐渣工程",嚴重地沖擊了鄉村治理和民生建設。從總結歷史經驗教訓的視角看,"鄉鎮政府依靠彈性的土地政策和專項的財政資金,鼓勵資本下鄉,推動'土地流轉'和'農民上樓'。這些重塑了鄉鎮政府整合行為和鄉村社會的治理樣態。""鄉鎮政府協調鄉村整合邏輯,難以實現鄉鎮政府對鄉村治理和鄉村發展的自主長期規劃,推動可持續發展,也難以積極回應鄉村需求。" 進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以來,黨中央一直致力于并鼓勵和支持農民群眾探索完善村民自治新路徑。"鼓勵村黨組織書記通過法定程序擔任村委員會主任和村'兩委'班子成員交叉任職,為增強'自治能力'向貧困村、軟弱渙散村、集體經濟空殼村派出第一書記,或從當地高校畢業生、農民工、退伍軍人和機關事業單位優秀黨員中培養選拔村黨組織書記和從優秀村黨組織書記中選拔鄉鎮領導干部,同時還建立了村干部報酬待遇和村級組織辦公經費正常增長機制,保障村級民生服務運行維護的必要支出。"地方黨委和政府、村黨組織和村委會,要深刻領會黨中央鼓勵和支持農民群眾大膽實踐、勇于探索的重大意義,學會并善于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推進鄉村治理和鄉村振興。具體地說就是要"堅持法治、不搞人治",推進"法律進村",支持鄉村制定和使用具有地方特色的鄉規民約;依法捍衛和維護鄉村的法治權威,黨員干部要以身示范、農民群眾要自覺守法,運用法治手段和法治方式定紛止爭,讓人民群眾在現實生活中感受到公平正義。

       鄉鎮政府要走好鄉村發展內生性整合之路。在城鄉二元結構問題沒有得到徹底解決之前,城鄉差別問題仍然是新時代社會主要矛盾的突出表現。黨和政府實施鄉村治理和鄉村振興戰略,就是主動和致力于縮小城鄉差距的戰略部署。"城鄉二元結構造成的差距,無法通過城市發展的減速、退步、停滯在等候中縮短,唯一的舉措只能是通過鄉村振興,建立城鄉一體化來拉近城鄉距離,最終形成城鄉一體化健康發展的生態性結構。鄉村振興不僅能夠建立豐富的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而且能夠消除城市與鄉村之間在地理位置上的隔閡,實現城鄉作為一個空間整體的發展。隨著鄉村振興不斷縮減城鄉差距,城鄉同權同治逐步成為聯合體的一致行動。"隨著城市經濟地位與行政地位的不斷攀升,城市發展的空間和新興因素愈來愈多,吸引著農村各類資源和大批人才流向城市,致使城鄉差別在一定范圍內不是縮小了而是拉大了。因而黨的十九大報告強調要"實施鄉村振興戰略。農業農村農民問題是關系國計民生的根本性問題,必須始終把解決好'三農'問題作為全黨工作重中之重。"鄉鎮政府既是鄉村振興的直接參與者,又是鄉村振興的組織者和領導者,無論如何鄉村振興離不開鄉鎮政府與農民群眾的雙向融合。鄉鎮政府對鄉村展開的所有整合行為,都必須有利于實現鄉村振興"治理有效"的目標要求,必須符合農民群眾的現實利益和長遠利益要求。同時還需要依據《鄉村振興村促進法》的規定,盡快實現政府職能、工作方式轉換,按照"楓橋經驗"盡快完成工作重心下移,實現鄉鎮政府從"協調型"政權向"服務型"政府和"責任型"政權轉變。鄉鎮政府要在不斷總結經驗教訓的基礎上,繼續扮演好上級政府與鄉村社會之間協調者的重要角色,積極主動地發揮鄉村民眾在鄉村振興中的主體作用,在盡力滿足民眾正當利益和合理訴求的同時,全面地、有條不紊地推進鄉村振興戰略在農村的落地實施。資源整合促成鄉村振興對立法機關提出法治權能的訴求,用以滿足鄉村振興過程中鄉村法治秩序構建的需要。走好鄉村發展內生性整合之路的關鍵在于,鄉鎮黨委、政府發揮好自身的領導作用,依法推進鄉鎮政府的內生權力。本文所論及的內生權力"是指鄉鎮政府發展的推動力和合法性來源是'內在'的,即鄉鎮政府履行職能的動力來源于當地民眾的需求、自我服務能力以及資源整合情況等因素。內生權力增強了鄉鎮政府行為的合法性與內在激勵。"要充分發揮農村基層黨組織的領導力和帶動作用,花大力氣協調好"村兩委"的和諧關系,并給予農民群眾和基層社會組織一定的自主活動空間,推動鄉村振興戰略與國家現代化在農村的有機整合。要盡一切努力增強農民群眾的話語權和參與程度,尊重農民群眾的意愿和自主性,構建起以農民為中心的資源配置機制,切實把農民的利益與需求同國家政策有機結合起來。在2020年全國所有貧困區域和貧困群體實現脫貧摘帽之后,鄉鎮政府要扎實做好鞏固脫貧攻堅成果與鄉村振興續接工作,因地制宜地挖掘和整合一切鄉村優勢資源,并運用各類派生資源提升鄉村內生發展的"造血功能"。

(三)構建三治融合的鄉村治理體系

       "三治融合"的鄉村治理體系是實踐的產物。"自治、法治與德治作為鄉村治理探索的成功經驗,是億萬鄉村農民首創精神的集中體現,展現了鄉村共同體提升精神、謀求善治、追求發展的訴求和愿望。"黨的十九大報告提出要"加強農村基層基礎工作,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結合的鄉村治理體系。"這是黨中央對農村基層組織首創精神的肯定,表明鄉村治理和鄉村振興是全黨農村工作的重中之重!多l村振興促進法》規定,農村要建立"自治、法治、德治相結合的鄉村社會治理體系"。這條簡潔的法律規定,闡明了自治、法治、德治三治融合的鄉村治理目標和措施。在這種"三治融合"鄉村治理體系中,揭示村民當家作主地位和權益的"自治"是基礎,因為村民自治既是鄉村基層社會秩序運行的法治方式和依托,也是鄉村基層社會充滿活力的重要源頭。法律意義上的村民自治提供了鄉村振興的政治保障和組織保障,為到2035年基本實現農業農村現代化奠定了雄厚的基礎。良法善治是人類社會由最初的野蠻進入文明的發展根基,是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重要標志,因而三治融合鄉村治理體系中的"法治"是根本,它為鄉村治理和鄉村振興、尤其是基層民主提供了基本框架,彰顯了"法律在維護農民權益、規范市場運作、農業支持保護、生態環境治理、化解農村社會矛盾等方面的權威地位"。德治和法治合力推進鄉村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是實現鄉村有效治理的兩大關鍵手段。自古以來,道德就在鄉村社會教化中具有明確而強烈的引導作用,人們的思想認識是人們自覺行動的動力,正所謂"思想是行動的先導"。因而在三治融合的鄉村治理體系中必須堅持"德治"為先,突出和體現德治在鄉村治理和鄉村振興中的先導作用。

       鄉村振興在實施過程中離不開法治作保障!多l村振興促進法》第四十八條、第四十九條還規定:"地方各級人民政府應當加強基層執法隊伍建設,鼓勵鄉鎮人民政府根據需要設立法律顧問和公職律師,鼓勵有條件的地方在村民委員會建立公共法律服務工作室,深入開展法治宣傳教育和人民調解工作,健全鄉村矛盾糾紛調處化解機制,推進法治鄉村建設。""地方各級人民政府應當健全農村社會治安防控體系,加強農村警務工作,推動平安鄉村建設;健全農村公共安全體系,強化農村公共衛生、安全生產、防災減災救災、應急救援、應急廣播、食品、藥品、交通、消防等安全管理責任。"鄉村自治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制度的重要內容,必須在鄉村治理和鄉村振興進程中,增強村民"自我管理、自我服務"的基本功能,鄉村治理必須以法律為準繩。地方政府要引導農民群眾提高法律意識,學會運用法律來維護自己的權益,尤其要養成運用法律手段解決農村財產糾紛和家庭糾紛的習慣。2015年修訂的《立法法》賦予所有設區市享有地方立法權,這是把鄉村振興戰略從政策推向法治確權賦能的制度力量。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在《關于加快推進公共法律服務體系建設的意見》中,明確提出了政府基本公共法律服務均衡發展的具體目標。即"到2022年,基本形成覆蓋城鄉、便捷高效、均等普惠的現代公共法律服務體系。公共法律服務體制機制不斷完善,服務平臺功能有效發揮,服務網絡設施全面覆蓋、互聯互通,公共法律服務標準化規范化體系基本形成,城鄉基本公共法律服務均等化持續推進,人民群眾享有的基本公共法律服務質量和水平日益提升。到2035年,基本形成與法治國家、法治政府、法治社會基本建成目標相適應的公共法律服務體系。公共法律服務網絡全面覆蓋、服務機制更加健全、服務供給優質高效、服務保障堅實有力,基本公共法律服務均衡發展基本實現,法律服務的群眾滿意度和社會公信力顯著提升,人民群眾共享公共法律服務成果基本實現。"在"十四五"期間乃至更長的時期內,扎實進行鄉村治理和鄉村振興是壓倒一切的中心任務。鄉村法治化建設需要構建與鄉村治理和鄉村振興協調一致的法律體系,健全自治、法治和德治三結合的鄉村治理體系。自治、法治和德治三者各有其獨立的內涵,三者共同服務于鄉村治理體系,它們之間是互為依存、相輔相成的關系。三者在鄉村治理體系中的法律地位和主要功能為:"自治"是鄉村治理體系的主干內容,"法治"是鄉村治理體系的保障底線,"德治"是鄉村治理體系的輔助工具。

(四)構建理性的鄉村協商治理體系

       民主協商機制是解決村級矛盾糾紛的基本方式。我國傳統社會的基本特點是縣以下不設立行政機關,縣是最基層的地方行政單位和權力機構,即"皇權不下縣"。在鄉村社會矛盾治理方面,經歷了由消極處理方式到積極處置方式的嬗變過程,鄉村治理近年來出現向好發展的態勢。鄉村社會治安綜合治理、社會管理制度創新、社會治理現代化等新理念和新舉措的成功運用,就是地方政府抓住社會主要矛盾積極采取應對態度的結果。人們通常所論及的社會"安全閥"機制,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避免社會矛盾積累、轉移矛盾焦點的。鄉村的社會沖突正是打破沉悶局面,促使社會變遷和社會發展的動力。譬如,我國改革開放后的2003年前后,全國多地農村出現罕見的"信訪洪峰",從上到下"維穩工作"壓倒一切。在這種局勢面前,黨中央及時提出"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任務,倡導在經濟社會快速發展的同時,化解社會矛盾風險、避免沖突升級,調適社會關系、緩解社會矛盾成為社會治理的重要方向。黨的十八大強調要"在改善民生和創新管理中加強社會建設",明確提出要形成"黨委領導、政府負責、社會協同、公眾參與、法治保障"的"社會管理體制"。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對"社會治理體系"進一步創新,提出要"完善黨委領導、政府負責、民主協商、社會協同、公眾參與、依法保障、科技支撐的社會治理體系,建設人人有責、人人盡責、人人享有的社會治理共同體,確保人民安居樂業、社會安定有序,建設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國。"村委會作為鄉村社會治理的基本單元,在處置社會矛盾糾紛的時候,需要依據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關于社會治理體系創新的要求,形成以村黨委、村民委員會、村民代表大會為主體的協商機制。以村級民主協商制度和協商機制為標志的協商治理體系,已成為解決村級矛盾糾紛的基本方式。民主協商作為一種民主制度,有助于擴大政治參與、實現利益整合。"是一種當社會成員的利益受到侵害或者發生沖突時,能夠通過合法的渠道和方式表達利益訴求的制度安排。通過這種制度化的政治參與和利益表達機制,社會不同利益訴求的信息得以表達和上傳,并在基于公共利益對話、溝通、協調中實現各利益主體的利益均衡。"民主協商作為一種柔性治理機制,符合鄉村有效治理的實際需要,在解決鄉村治理問題時,有助于降低決策風險、提高決策效益,有利于化解矛盾糾紛、控制和解決社會沖突。"我國擁有3萬多個鄉鎮、60多萬個村委會、2億多農戶和300多萬個農業生產經營單位,其治理主體眾多且復雜,所處的地域環境既有很大的相似性,也有巨大的差異性。"現實社會生活中的許多社會不穩定因素,在本質上都是源于鄉村重大決策的失誤。農村基層民主協商機制的有效運行,要求在村委會做出最終決策前的各個環節,通過村民議事會、村民代表大會等協商渠道,廣泛聽取絕大多數村民的意見,以多元主體溝通協商方式進行科學決策,以保障廣大村民的知情權、參與權、決策權和監督權。"基層社會治理中自治、法治、德治與當地的社會經濟條件、文化、傳統習俗、公民素養,甚至地理、氣候等社會和自然條件緊密聯系在一起"。因而新時代推行的"楓橋經驗",其核心要義就是通過發動群眾進行社會自治,及時化解矛盾和擴大矛盾化解的多元力量。尊重地域環境的客觀性,在本質上就是尊重絕大多數村民的意見,無異于把握住了鄉村治理體系和鄉村振興體系的核心。

(責任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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